可以说，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按照萨伊定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自发维持供需平衡的，不会出现大的萧条与危机。几年过去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在美国发生。
我的判断是，美国和西方各国经济，既不会二次探底，但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多年较快的增长了。最近，吴敬琏老师就讲，中国到处能赚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出版之前，从亚当·斯密到萨伊，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需求是由供给创造的，只要供给增长，需求就会自行扩张，与供给相适应，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Say‘sLaw）。所以，凯恩斯并不主张通货膨胀，而是认为通货膨胀会埋葬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使国家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另一方面CPI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很慢。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我国三次潜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且根本扭转不了我们经济增速逐渐下行的趋势。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
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
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
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
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
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这不仅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种讽刺，也同样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模式出现拐点的一种强烈暗喻。
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固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糟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地兑现。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
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
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今天，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
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袁剑认为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
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
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
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编者按：本文为袁剑先生新著《大拐点》序言，由该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授权FT中文网首发。
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
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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